摘要：在塑造当代中国社会的物质、文化和道德中，个人对情感沟通的渴望正在重构主体、自我和责任的意义。本文以2000年至2004年在北京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分析母女在相互关系中所追求的“沟通的亲密”（communicative intimacy）的意义，来探讨这个过程中的性别维度。可以说“亲密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intimacy）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过程的产物。一个过程是市场驱动的女性角色自然化，另一个过程是女性对家庭和个人关系的需求、欲望和期望的变化。在这两个过程中，“沟通的亲密”不意味出现了更平等的家庭或性别关系，正如关于西方社会日常生活的个人化和文化民主化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家庭和亲属、社区和邻里在物理、空间、社会的断裂，随着就业和收入上的性别差异加大，媒体和专家鼓励母亲成为子女的全能知己、教育者和道德引导者，确认妇女在家庭领域的责任。在强化妇女的性别属性和与之相关的责任的同时，对母女沟通的期望也重塑了城市家庭变化中个人主体的意义和经验。
The Gender of Communication: Changing Expectation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Urban China作者：哈里特·埃文斯（Harriet Evans，威斯敏斯特大学当代中国中心）引用：Evans, Harriet. "The Gender of Communication: Changing Expectation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204. (2010): 980-1000. 有删节200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北京做田野调查，和一群年轻的学生就她们与自己母亲的“沟通”进行了交谈。谈话的起因是其中一位名叫瑞华（音）的学生说起她小时候与母亲“分享过很多快乐”：放学回家之后，我什么都喜欢跟我妈说，说我的朋友和我的老师。不过没有多少孩子能跟妈妈这样相处。他们回家就做作业或者看电视。我妈跟我一起玩，相处得很好，不像个大人，气氛很好。
另外三位年轻女生听着瑞华的回忆，谈话开始转向对母女之间信任和亲密沟通的讨论。她们有各自的家庭生活，也有不同的欲望，对不曾经历的关系抱有不同的幻想。但她们都用了“沟通”这个词来概括一系列与父母，特别是与母亲关系中的欲望、渴望和理想，这标志着年轻女性成为当代个人化话语的主体。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转变之一，是从集体主义和围绕家庭的个人责任向个人主义的权利与自我发展伦理的转变。
《北京的早晨》（1957）by Orest Vereisky阎云翔所说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在个人对权利、自我实现和个人满足的要求上，与“古老的集体幸福道德律”和“对陌生人的同情”在内的新道德是互为表里的。
在该转变的社会文化空间中，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新主体。这个新主体既是消费者导向的结果，也是市场刺激竞争和个人成功的驱动力。这个新主体还是由物质利益驱使的自利的个体。正如阎云翔所言，这个新主体是国家掌控的个人化进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通过划定边界和调节方向来掌控个人化”，包括掌控个人情感需求和欲望的表达。因此，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个人化过程是一个情感、道德乃至认识论的转型过程，这种转型不亚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转型。年轻人个人情感需求的满足被广泛视为个人亲密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不仅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变化使人们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在物质、文化和道德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情感沟通欲望正在形成主体、自我和责任的意义。本文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女性对母女关系的经验和期待，并将其作为主体情感和伦理转型的特殊实例来分析。正如卢茨（Lutz）和阿布-卢古德（Abu-Lughod）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情感是由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其表达的衔接、习语和符号是随时间变化的。情感表达的意义和方式的变化，也构成了情感和伦理主体及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重塑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期望。虽然这个过程是不均衡的、松散的，并且在中国众多的地域、文化、民族、社会经济和民族差异中也不遵循任何统一的模式，但这个过程在处理农村和城市对亲密关系的期望方面已被学界注意。城市女孩和母亲的主体性正在被塑造。在《中国妇女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和情感需求与愿望的口头表达，有助于稳定和可持续的个人和家庭关系。女儿和母亲的个人叙述同样将相互沟通、信任和理解确定为他们对相互关系的渴望的关键方面。本文研究母女在相互关系中所追求的“沟通的亲密”的性别维度对新自我的“个人主义伦理”的影响。文章的第一部分讨论了近年来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关于“亲密性转向”（intimate turn）的主要论点，或者如阎云翔所说，越来越多的“情感表现力”（emotional expressivity）决定了当代家庭和人际关系中的愿望。然后，我研究了社会和文化转型背景下母女在城市家庭生活中“沟通”经验的变化。我认为，“沟通的亲密”的话语并不意味着更平等的家庭或性别关系的出现，正如关于西方社会日常生活的个人化和文化民主化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家庭和亲属、社区和邻里在物理、空间、社会的断裂，随着就业和收入上的性别差异加大，媒体和专家鼓励母亲成为子女的全能知己、教育者和道德引导者，确认妇女在家庭领域的责任。在强化妇女的性别属性和与之相关的责任的同时，对母女沟通的期望也重塑了城市家庭变化中个人主体的意义和经验。几十年来，亲密一直是西方历史和社会学争论的话题，涉及浪漫关系和性伙伴关系的不同形式，涉及代际关系，涉及社交友谊网络，也涉及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和形式。人们对产生这种兴趣的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林恩·杰米森（Lynn Jamieson）认为，对“亲密”的兴趣大增源自女性主义者在情感和个人生活中对个人政治的关注。贝克（Beck）和贝克-根斯海姆（Beck-Gernsheim）认为，这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的个人化及其矛盾的影响:“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抓住了人们，敦促他们做自己的事情，”扰乱了过往的性别和家庭关系模式，让人们更热衷于寻找亲密和爱，以此“对抗、躲避我们富足、冷淡、不确定的、冰冷的社会环境，摆脱传统，避免被各种风险所害。”不确定性是一种强大的个人化推力。“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变得令人费解。恐惧、焦虑和委屈都需要独自承受。在这种趋势下，“用私人生活的亲密关系来殖民公共空间”成为对当代社会个体脆弱性和孤立性的一种回应。西方社会中亲密关系形式的重构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在现代社会制度加强家庭作为社会情感单位的地位的同时，自我决定和自我反省的个人从家庭、社区和社会阶级的“传统”约束中分离出来。杰米森认为不应忽视普通人情感生活关系层面的多元性。她认为，虽然向“情感和沟通”转向是大势所趋，但不表明这种趋势会导向更平等和更民主的关系。养育子女“不是一种性别中立的活动，而且往往会加剧不平等的关系。”她认为，父母与青春期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由沉默而不是吐露心声来实现的。而且，与其说吐露心声是巩固感情和信任的纽带，还不如说是焦虑的父母寻求子女信息的手段。阎云翔对社会主义中国私人生活的开创性研究，探讨了“情感表现力”的出现，并将其作为个人关系中个人价值的新组成部分，是在全球文化影响下，在地方乡土社会的流通中产生的。阎云翔将“情感表现力”与当代中国社会个人化转变下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道德格局变化联系起来。然而，这个过程早在市场改革出现之前就开始了。
毛泽东试图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治、宗族、宗教和性别）解绑。这是通过户籍制度、工作分配和统购统销等制度机制实现的，是构建与集体和国家捆绑的新社会主体这一更为漫长的过程的第一步。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和企业改革在新方向上继续强化了这一过程。个人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教条中“脱离”，国家和市场驱动的个人化过程开始了。最终，今天这种自利但又具有伦理同情心的矛盾的个人主体取代了早年的集体主体。慈继伟认为，集体侵蚀破坏了社会和道德责任的基础。相比之下，刘新认为，当代中国新的“道德空间”确定了以个人“生存条件”为核心的新道德。简柯维克（Jankowiak）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同样指出，在市场和它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实践和互动的交叉点上，出现了一种新伦理。我认为，5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城市妇女的母女关系表明，通过沟通承认独立的情感自我的愿望正在取代子女服从父母权威的“传统”期望。一方面这与个人自我利益的增加相适应，另一方面也在父母与子女，特别是母女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相互承认和交流的伦理。这种转变在解释女儿试图重新谈判她们对生身父母的孝道责任感的同时，也解释了她们自我实现的愿望。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城市的家庭关系受到党和国家的结构以及就业和政治参与需求的深刻影响。父母工作时间长，早出晚归。他们还必须参政议政，参加运动和其他由单位主持的活动。我采访对象的母亲长期离家在干部学校学习，或在遥远的公社和国营农场工作。许多人都是新政府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热心参与者，对自己的女儿充满了期待。然而，这些妇女生活艰难，她们被工作和家庭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回家照顾父母和公婆，丈夫也不太提供帮助，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其中一位母亲是北京东郊的纺织工人，她的女儿玉玲（音）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玉玲的母亲来自地主家庭，她自认为很幸运，因为能被分配到北京的工厂上班，并被安排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是单位大院的一部分。她六七点钟离家上早班，下午回来。如果上夜班，她会在晌午到工厂宿舍睡觉。
在家里，玉玲的母亲对她的妈妈和婆婆无微不至地照顾。两个哥哥已经去世，她非常孝顺，但似乎总是很累，从来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三个女儿，日常照顾工作由外婆承担。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玉玲开始去到另一个地方住校念书，所以只有在周末才能见到母亲。她的母亲对女儿们志在必得，不断告诉她们“惟有读书高”，才能获得和男人一样的生存机会。玉玲的母亲是一个骄傲而苛刻的女人，她对自己的命运越来越不满意，与她的许多同事相比，她受过较好的教育，因为作为地主家庭的女儿，她接受了六年的教育。她常常看不起其他家庭，特别是来自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玉玲因她的要求而痛苦，长大后感到与母亲在感情上的疏远：她没有时间照顾我们，也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做这做那。她对我们的要求很高。有时我们无法满足她的要求。“文革”期间没有书看，我们就在外面玩，她就很不满意，把气撒在我们身上，要求我们一直学习。但我们是孩子，玩是天性。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她没有真正理解我们，也不愿意去理解我们。
玉玲与母亲的情感疏离，代表了她这代女性的特点。她和我采访的其他许多人一样，都是由有能力和受过教育的妇女抚养长大的，她们经常要应对工作和政治活动的多重利益冲突。她们盼望在“男女平等”的世界中获得认可，照顾长辈，帮助丈夫，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做家务。在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作为沟通纽带的亲子关系深受女儿们所描述的“传统父权”文化的影响，要求她们遵守和尊重家庭教育。在女儿们的描述中，她们的母爱实践包括权威性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对服从的期望，以使她们成长为成功的社会主义主体和社会主义未来的母亲。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并不是说在这些关系中没有相互感情。女儿们对母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情况下，随着她们对决定其童年经历的物质和政治限制的理解，她们的态度也在变暖。传统儒家的代际关系观念，通常是通过孝道来表达的，并不像阎云翔所指出的那样，有赖于对子女个人意见和幸福的关注。在这里，重点是尊重长辈的需求和意见。50年代的叙事坚持妇女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照料者的天赋。事实上，生儿育女是妇女的社会主义责任。国家承诺承担起提供家庭和育儿服务的责任。工作单位、食堂和洗衣服务的建立暂时缓解了妇女的家庭负担，但这并没有破坏母亲应是子女照料者的假定。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妻子和母亲是无私奉献和集体义务伦理的典范，她要对子女进行勤劳、节俭和自我牺牲的价值观教育。尽管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人们试图将孝道的重心从亲子关系转移到社会主义-公民/党-国家关系上，但毛泽东时代的伦理话语却维持着“服从/顺从逻辑”。因此，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体制机制在重新界定家庭义务伦理方面进行了重大干预，但正如玉玲的例子所揭示的那样，这些都没有改变父母对子女“服从/顺从”的期望。80年代中叶之前，早期塑造城市人养育子女做法的许多体制和经济制约因素已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工作还是国家分配的，但私人市场和创业活动的合法化开始标志着与毛泽东时代严格控制的脱钩，而且国家越来越鼓励毕业生自己去找工作。基本福利和育儿（托儿所、保健等）依然有赖于单位制度，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消费市场的扩大，城市家庭越来越多地负责自己的家务事。
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购买量急剧上升。90年代中期，富裕家庭开始雇佣外来务工女孩作为保姆来照顾孩子并承担家务。
“心事”——爱情、结婚、离婚、性——成为新兴的大众媒体和印刷文化的常见话题。新的私人情感和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爆发，一种新的个人幸福观取代了毛泽东时代主体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新的个人幸福观被人际和家庭关系中的情感自我实现巩固了。当玉玲这代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接近结婚和生育的年龄时，她和她的同代人不得不面对她们在毛泽东时期成长环境中未曾经历的知识和世界。她们中的一些人利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机会出国学习和旅行，另一些人则对女性主义的性别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她们同时发现，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对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生活的影响，既丰富了她们的生活，又使她们感到困惑。这种时代的过渡并不容易。在一些情况下，她们与丈夫、父母和岳父母以及子女之间产生了困扰和紧张。然而，无论处境如何，决定怎样，她们在谈论自己与子女的关系时，都用了和过去不同的语言。出于对自己作为女儿的经历的自我反思，她们开始反思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她们对母亲所代表的性别化行为模式感到反感，并产生了一种自觉的愿望，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怡华（音）生于50年代中期，比玉玲年长一点。她的母亲在50年代初接受大学教育，后来在中学教书。怡华和她的三个兄弟姐妹在童年时期都很少见到父母。只有到了礼拜天，父母才会带她们去郊游。
随着孩子们长大，忙碌的父母几乎没有时间陪伴他们。他们的父亲总是忙于政治活动，星期天会睡得很晚。很多事都要靠自己，所以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了独立。怡华说：“我们从小就会照顾自己。我们不需要父母来照顾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怡华的弟弟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会做饭了。怡华既要做家务，又要照顾比自己小五岁的弟弟，还会带他去看电影。怡华说她母亲很“开明”，支持她接受教育，但“管教”很严。母亲严格不让她和男孩子在一起，即便在“文革”初期为了在一起从事政治活动也不可以。有两次，她的母亲去学校找她，因为她没有回家，这让她很难堪。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一片混乱，她理解母亲的担心，但还是对母亲的不信任感到愤怒和伤害。所以当“下乡”的号召发出的时候，怡华急切地报名当知青。然而，她对母亲试图控制她的感觉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尽管她与家在身体上是分离的，但当她二十来岁的时候，她能强烈感受到母亲的催婚。对此，怡华尝试了一种所谓的报复：“好吧，我不找男朋友，看你怎么办。”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不能不结婚。我觉得如果不结婚，我就不能独立生活。”2002年我第一次见到怡华时，她的单亲女儿才十几岁。他们的关系很轻松，很随和。随着我们交谈越来越多，我发现她们之间明显有一种信任和感情，这是怡华和她母亲之间所缺乏的。怡华告诉我，她有意识地用自己作为女儿的经验，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做自己女儿的母亲：你不能说我妈对我不好，她觉得从她的角度来说，她已经做到最好了。她只是希望我好，稳定，不出岔子，和别人走一样的路。但她对“好”的看法，并不是我的。我觉得不舒服，真的不开心。她越这样觉得，我就越是叛逆。她绝对没有理解我。所以我很清楚，并且很清醒地意识到，我绝对不能让女儿和我一样。我认为要对她好，我就必须从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有时候回想起来会觉得奇怪，一个母亲怎么能知道女儿在想什么呢？但我认为，你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而是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信任。
她也想为女儿“做到最好”，但要意识到这对女儿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尽量做到这一点，让她能够开心、舒服。当然，我也会考虑到她的未来，对她的看法提出建议，尽量帮助她。我也会对她提出一些要求，要求她必须做什么。比如说，我认为女人应该和别人一样，男人要在情感和物质上独立，女人也要。我们不应该依赖别人。也许，如果你运气好，你可以依靠别人找到幸福，但我认为，最好、最安全的方式是依靠自己。最起码，我认为要能过自己的生活。我不是说我女儿一定要成为什么卓越的人，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做你能做的事情。女儿喜欢什么，我让她自己决定。
怡华描述了她与女儿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给她带来的愉悦在她的语气和手势以及她的叙述中表现明显。她和同龄母亲都爱用“沟通”这个词，这个词所蕴含的关联性和认可性在她们的叙述中指向一种愿望，或者作为一种生活经验。然而，2004年“妇联”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母亲认为她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被理解。怡华和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能幸运地感觉到“沟通”。她对她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充满信心，然而，这与下文要谈到的年轻女性理想化的沟通亲密不同——对她们来说，做母亲仍是未来的事情。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充满了焦虑和误解，因为她们与女儿的文化和情感世界有一段距离。另一位和怡华同龄的母亲小丽告诉我，她常常觉得女儿的文化兴趣太狭窄，比如说花大量时间做指甲这件事，在小丽看来，就是浪费时间。尽管如此，小丽还是觉得自己成功地给了女儿一个按自己的方式发展的空间，培养了她同龄人所没有的情感成熟度。当然，由于没有采访过她们的女儿，无法评估她们的观点有多一致。母亲和女儿想象中的沟通，即使在她们觉得彼此“通透”的时候，也必然和总是有隔阂的。杰米森认为，吐露心声可能只是让母亲获得女儿动向，让母亲心安的方式，同时有助于彼此的亲密和信任。事实上，父母与成长中的子女之间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可能需要父母更多地保持沉默，而不是迫切的吐露。然而，无论女儿们怎么想，这些母亲在谈论女儿时流露出的情感明显将她们与自己的母亲区分开来。她们希望成为不同类型的母亲的愿望在情感表达中找到了，她们认为自己的母亲缺乏这种吐露心声的亲密关系。这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女性叙述中十分明显。我的年轻访谈对象有不少是独生女。她们出生于80年代初政府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初期，成长过程中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与父母那一代截然不同。对她们来说，父母年轻时的政治诉求和理想，属于遥远而难以想象的过去。她们曾受益于父母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作为北京的大学生，她们有着很高的、甚至是非常明确的职业理想。她们也非常勤奋，几乎没有时间沉迷于首都为他们提供的流行消费。她们是正在形成的精英阶层的一员，意识到自己享有一系列父母所没有的选择。从语言、举止和衣着来看，她们显然是当代个人探索和实现的主体。虽然她们在与父母的关系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但她们都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最好能有一种相互认可和信任的感觉。她们喜欢用“沟通”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意识，以使她们对自己与父母，特别是与母亲的关系具有一种情感的特质，使得她们与母亲早年服从的集体主义伦理保持距离。淑梅（音）生于1979年，她主要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曾是学校的数学老师，后来被调到自己长大的一座东北城市的地方教委工作。作为工厂工人，淑梅的父亲在“文革”中因技术专长获得了“又红又专”的身份。80年代，也就是在淑梅8岁的时候，父亲被推荐到香港一家合资公司工作，在广东拓展业务，每年春节放年假回家一次。1997年，在淑梅要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永久地回到了家乡。淑梅说，母亲是一个苛刻、不宽容的女人，她从小就受母亲艰苦独立的训练。“文革”期间，爷爷奶奶因为阶级背景被告发，被送走了几年，留下当时才十几岁的母亲，一切都要自己做主。她习惯了自己做主，是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但也给婚姻生活带来不小矛盾。淑梅的父亲是个严厉的男人，深受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中“典型男人”价值观的影响，所以他每年回家探亲都会和母亲发生冲突。父亲要完全控制家庭重大事务，要“说了算”，就让母亲去处理“琐事”。离家十年，淑梅也要去北京念大学的时候，父亲终于回来了，他认为两个孩子不在身边——淑梅在北京念书，淑梅的哥哥也在北京工作，不能让淑梅的母亲独自一人，于是决定回家一起过日子。父母之间的分歧还在持续，各自都想“说了算”。淑梅回家后发现家庭气氛一如既往地紧张。在大学里，她可以自由地发挥独立见解，不用别人替她做决定，她很开心。但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和母亲走了同一条路。她为了响应母亲的期望，做出了一些选择。她一直努力学习，取得高分，在北京的大学里，她觉得自己在为母亲实现她的梦想：我妈没机会上大学，她一直想去北京读大学，她一直希望自己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妈在这些事情上都影响了我。她总想尽善尽美，不想落后于人，因为我们总在一起，所以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我。我也不能屈居第二。我要一马当先，我妈也这样。虽然她不读书，但工作之后她也总能做到很好。所以……而且我觉得我长得像我妈妈。别人都说我是她的分身。可惜啊，我们之间很少沟通，小时候这样，现在还这样。
“沟通”既表达了淑梅对母亲的缺失，也表达了对母亲的渴望，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人觉得母女最亲，所以从逻辑上说，沟通应该没啥问题，这不像女儿和父亲的关系。但事实不是这样的。随着我的成长，对事物的思考越发独立，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和母亲有亲密沟通的人。女孩们可以和妈妈打开心扉，她们感到受伤的时候可以说出来，爱上某个人的时候可以说出来。我妈对我在学校的生活和对事物的理解知之甚少，我从来没有和谈论过这些。我感觉她不会明白的，所以说出来比沉默更糟糕。我弟弟也是这样，他几乎不和爸妈交流。
所以淑梅从小就觉得母亲的要求比其他女孩的母亲更严格，而其他母亲似乎更注重女儿生活的“细枝末节”：对我来说，我妈总是凌驾于我，但我感觉母女之间不该这样。很多母女都像好朋友，无事不谈。我妈是老师，是母亲，这是我对她的感觉。
淑梅认为其他女孩的母亲比自己母亲“更好”，“更没有距离感”，这似乎源自她对一种亲密关系和相互认同感的渴望，她想象着其他人也曾经历过这种感觉。谈话中，另一位女性反驳淑梅的观点，说“沟通”不意味着“亲密、和谐”之类的东西，而是公开表达意见和想法，并开辟出一个宽容交流的空间，甚至是相互批评的空间。淑梅和她的室友们的叙述表明她们对情感语言的熟悉，这与老一代女性对她们与母亲关系的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家庭和个人关系中，她们这代人的自我意识包括对情感亲密性和可沟通性的期望。“沟通”是个非常晚近的词，这在北京流行媒体文化中非常常见，也是构成聊天节目和咨询节目的一部分。这个词所蕴含的表达性或披露性属于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即个人的道德观念既围绕着情感上的自我实现，也围绕着竞争性的成功。对她们来说，“沟通”这种流行语言描述的是“创造”，是作为时代主体的自己和母亲。信任、沟通、亲情的表达和对独立的女儿情感生活的考虑，都使当代母女关系发生变化。90年代末，《中国妇女》杂志的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作为女儿还是作为母亲，我的访谈对象都表示意识到了母亲情感意义的转变。母亲们也毫不怀疑这是一个成为“另一种母亲”的过程。
关于女性和性别问题的学术研究一再提请人们注意，女性与她们作为生育者和养育者的自然角色所产生的关爱、情感、沟通和温柔属性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联系。尽管毛泽东几十年来一直鼓励妇女承担适合男女平等新标准的“男性”角色，但官方和民间的性别话语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维持着这些联系。
“温柔体贴”的女性形象在理想妻子的排名中名列前茅。中国现代社会的新标准中，爱情和性成为幸福稳定婚姻的关键因素。虽然这些形象有时会受到“女强人”形象和野心勃勃的企业家形象的干扰，但主流仍然是肯定女性的自然化情感属性。90年代后期，女性情感的蓬勃复兴以另一种形式展开——鼓励女性和子女“沟通”，以此作为子女健康成长的条件。妇女杂志中的“家长学校”和“单亲俱乐部”等栏目刊登了关于母爱、管教孩子以及教育女性掌握必要的技能和方法的文章，以使她们的子女成长为负责任的未来公民。在这些文本中，母亲是负责子女教育、身体、社会、道德、情感和饮食等各方面福利的人物。母亲被告诫不要溺爱她的单亲孩子，也不要在“压迫性的爱”中屈服于孩子的欲望，而是要以娴熟的家庭管理者、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和道德顾问的身份出现，为孩子的快乐和成功发展负责。虽然父亲偶尔会以勤劳、诚实和自律的道德模范出现在这些文献中，但他们不会被针对，也不涉及亲子沟通的讨论。在此，我的年轻受访者对父亲的描述很有启发性。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受访者们谈到父亲时感到亲切。然而，只有一位受访者表示，对与父亲谈论自己内心的情感生活感到很舒服。这些父亲们经常因工作不在家，女儿们常常把他们描述为“专制”、“独裁”和“重男轻女”的人，几乎不允许妻子或女儿对他们的权威提出挑战。一位年轻女性总结了父母对她的影响差异。她说，母亲的影响在社会和情感领域，教会她“如何做一个好人”；父亲则教会她“在大事上如何思考，如何面对社会舆论等等”。和同龄人一样，她从小就认为母亲“不知世事”。母亲在家庭空间对女儿的关注似乎掩盖了她们更强的理解能力和情感关怀。1999年，一份针对母亲和青春期女孩的调查表明，母亲希望成为女儿的朋友，女儿需要倾诉的时候总是找到母亲而不是父亲。虽然母女关系充满了紧张和冲突，但也带来了深沉的爱——“母女连心”，“知女者莫如母”，“女儿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朋友关系成为一种让母女向往的关系。当代中国城市的日常家庭生活充满了需求和紧张关系。独生子女要在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取得成就，社会和压力通常导致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在巨大的课业和课外活动中，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去体验校外的社会关系。所以现在的孩子在成长的环境中，习惯于关注自身利益。离婚造成的家庭分裂正在加剧，大量家庭因劳动力迁移和出国留学而在空间和物质上分离。因此，建议女性为孩子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爱、同情心、稳定和支持的环境，这就为强调母亲与子女之间沟通的性别色彩赋予了工具性的意义。与沟通相关的信任和相互认可，也为自我的伦理赋予了毋庸置疑的性别化维度。此外，虽然母女沟通的期望和经验无疑改善了许多家庭的亲密关系质量，但并不是吉登斯所说的“文化民主化”和“平等化”。恰恰相反，它们可能助长维持社会等级制度的性别差异性。虽然当代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也多样化得多，但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私营市场经济的功能是加剧而不是平衡性别不平等。200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更可能从事低薪资和兼职工作，而且性别差距在发达城市的私营部门更明显。性别不平等似乎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性别问题在国家议程上不够重要，而资源分配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继续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受过良好教育、主要居住在城市的女性精英阶层拥有大量流动和职业机会，但不受监管的市场逻辑巩固了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做法。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提高女性福祉，保护女孩权益，惩罚选择性堕胎，缩小工资差距和确保教育平等。然而，这种努力面临诸多挑战，比如人们对性别平等不感兴趣，比如关于“女性”特征与价值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假设——表现为选择性堕胎、无偿家庭劳动、情感表现力自然化等等。这个角度证实了女性与家庭领域的联系，维持了支撑社会和政治机构性别等级秩序的文化社会习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回答。新的情感表达和亲密关系是如何由地点、地区、民族、性取向和宗教塑造的？不同年龄、文化、社会经济环境的人的交流经验和话语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想象和实施的？如何将我所描述的趋势理解为市场和妇女（角色、抱负、权利）之间斡旋的影响？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和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提到了对当代亲密关系意识形态背后的性别偏见。他们认为，亲密关系“在政治公共话语的其他地方被无休止地引用”，“亲密关系的意识形态/机构越来越成为美好生活的愿景”，受到私人关系世界的保护。但是，正如伯兰特和华纳也指出的那样，“情感生活渗透到了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中国，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对亲密关系的体验和渴望如何被想象为完全属于私人领域，她们如何在私人领域以外的新形式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以及她们如何在家庭领域以外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些问题势必引发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界线问题的思考。最后我想说，一方面，一种修订的性别话语——“亲密关系女性化，作为市场支持的妇女角色的自然化”，由国家通过大量的教育、心理和媒体材料进行管理，并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新的就业和收入性别等级形式相对应。；另一方面，女性对家庭和个人关系的需求、愿望和期望的主观表述发生了变化。林恩·杰米森在西方社会亲密关系研究中探讨的母女关系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进入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主体世界。本文探讨的对具有同情心和沟通能力的母亲的渴望，表明了对一种新的个体情感认同伦理的期待和理想，这种期待和理想正在改变母亲、女儿和母女关系的意义。母亲和女儿的期望变化也说明，当代城市文化的多维度的个体化过程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丰富了女性的情感生活，然而也增加了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和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负担和潜在的歧视压力。亲密关系的女性化作为一种市场和国家效应，仍然是未来令人振奋的话题。